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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兴亡百变物自闲，富贵一朝(yīzhāo)名不朽。细思物理坐叹息，人生安得如汝寿(rúrǔshòu)。” 这是苏轼(sūshì)名诗《石鼓歌》的最后两句，由石鼓及人(jírén)，写尽“小我”在(zài)大历史面前的无奈。诗中的石鼓被网友(wǎngyǒu)视为“九大镇国之宝”之首，康有为这样提起它：“石鼓即为中国第一古物,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。” 石鼓出土于唐初，地点在凤翔府陈仓(chéncāng)(chéncāng)境内的陈仓山北阪（今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），距今已1300余年，屡遭时艰，却绵延保存至今，先后有200多位文人雅士为它著书立说(zhùshūlìshuō)。 石鼓(shígǔ)在唐代时关注者虽多（如虞世南、褚遂良、欧阳询、韦应物、杜甫、张籍、韩愈、苏勖、张怀瓘等），可韩愈建议将其迁至长安保护，却(què)未成(chéng)功。被风吹日晒了两百年后(hòu)，石鼓在宋代(sòngdài)突然成明星，宋徽宗下旨迁至汴梁，不幸赶上了“靖康之变”，又(yòu)流落到北京，被弃之荒野，却因祸得福，意外躲开金海陵王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之厄。1312年，石鼓迁入(qiānrù)国子学（后改名国子监），平静地度过了620余年。抗战爆发后，石鼓“南迁”复“西迁”，两遭严重车祸……石鼓终于回到北京时，又因种种牵扯(qiānchě)，留在了故宫。 如今，游客(yóukè)可在宁寿宫建筑群的珍宝馆(zhēnbǎoguǎn)内看到石鼓，被列入第三批《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(zhǎnlǎn)文物清单》，但在这组“国之重器”身上，仍有太多的谜：制于何时？为什么要造(yàozào)它？为何如此珍贵？该怎样去欣赏(xīnshǎng)？……本文主要依据官波舟先生的《石鼓文诠释》一书，以及彭海军先生的《抗日战争时期石鼓迁藏考略》一文，试作解读。 故宫藏明拓战国石鼓文册为什么制成鼓状(gǔzhuàng)？ 石鼓出土具体时间仍有争议(zhēngyì)，武德年间（李渊的年号）说较佳。 唐书法家窦臮（音如寄(jì)，通暨）在(zài)《述书赋(shùshūfù)》中称(zhōngchēng)：“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，并作鼓形，上有篆文，今见打本（拓片）。吏部侍郎苏勖（音如蓄）记卷首云：‘世咸言笔迹存者，李斯最古，不知(bùzhī)史籀（音如宙，籀文是一种古代字体，即大篆）之迹，近在关中。’”这是石鼓的最早记录。 苏勖逝于唐武德年间(niánjiān)，石鼓出土不会晚于此。 石鼓是10个刻有文字的鼓状花岗岩块，高约(gāoyuē)90厘米，直径约60厘米，每个重约一吨。据刻文前两字，命名为：乍原、而师、马荐、吾水(shuǐ)、吴人、吾车、汧(qiān)(qiān)（音如千，汧河即今陕西省的千河）殹（音如亿，意如也、兮）、田车、銮车、霝（音如零，意为飞溅）雨。 为什么制成鼓状？郭沫若先生认为：“这应该就(jiù)是游牧生活(shēnghuó)的一种反映。它(tā)象征的是天幕，就如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，今人所谓蒙古包子。”他表示，石鼓造于秦襄公（？—前766年(nián)）时，秦人离游牧阶段不远。 官波舟先生则认为，石鼓(shígǔ)应制(yìngzhì)于秦惠文王称王时，即前325年，石鼓是祭品。有学者认为，石鼓应称“发现”，而(ér)非(fēi)“出土”，但秦人祭礼独特，“祭天曰燔（音凡，意为烧）柴，祭地曰瘗薶（音毅埋）”，“既祭，埋藏之”……唐以前无石鼓记录，可见它应被(bèi)埋起来，很难看到，称“出土”无误。 如石鼓造于秦惠文王，此时秦的国力已强，秦人早已不住“蒙古包子(zi)”。把祭品做成鼓状(gǔzhuàng)，可能是图(tú)省事——石材来自附近河滩，早被谁冲击成鼓状，没必要改成别的。 石鼓震撼唐代文人圈(quān)，“虞（世南）、褚(chǔ)（遂良）、欧阳（询）共称妙墨”，官波舟认为原因有六： 一是甲骨文、金文皆刀刻或铸造；石鼓文则有了笔意(bǐyì)，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书写味。 二是甲骨文、金文偏旁部首随意性(suíyìxìng)强；石鼓文则偏旁部首固定(gùdìng)，规范严格。 三是甲骨文、金文中羼有象形字；石鼓文已线条化(huà)，蜕尽象形痕迹。 四是甲骨文、金文(jīnwén)或圆或扁；石鼓文已接近方块字。 五是甲骨文、金文结体(jiétǐ)多变，或疏或密(mì)；石鼓文的结体严谨，有了章法。 六是甲骨文、金文线条(xiàntiáo)或粗或细；石鼓文的线条粗细基本一致。 在汉字(hànzì)发展史上，石鼓文承上启下，此外，它还是上古文学史的见证者——石鼓文中(zhōng)《吾(wú)车》与(yǔ)《诗经》中《车攻》《吉日》颇有相同处。郭沫若说：“石鼓诗不仅提供了(le)一部古代文学作品的真实宝贵资料，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《诗经》的真实性。” 石鼓文“重法”，后来开新者、复古者都能拿它当借口。宋代诗人(shīrén)梅尧臣认为：“历秦汉魏下及唐，无人著眼来形相(xíngxiāng)。村童戏(xì)坐老死丧，世复一世如鸟翔。”石鼓文打破了这一凝局。 806年，韩愈上书，请求将石鼓移入太学珍藏(zhēncáng)，却未被批准。韩愈写过《石鼓歌》，痛斥陋儒当道，“方今太平日无事，柄任儒术(rúshù)崇丘轲。安(ān)能以此尚论列，愿借辩口如悬河”。 818年，名臣郑余庆把石鼓移(yí)到凤翔孔庙存放，出土近200年的石鼓终于(zhōngyú)有了遮风避雨处。 石鼓文赵明诚的思路有点(yǒudiǎn)怪 唐末至宋初，中原(zhōngyuán)战乱，石鼓遗失。 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任凤翔知府时，找回9件石鼓(shígǔ)，安置于府门庑下，“外以木棂护之”，惟缺“乍原”石鼓。传说宋仁宗(sòngrénzōng)偶读韩愈《石鼓歌(gē)》，大感兴趣(gǎnxìngqù)，令司马池找回全部石鼓，司马池凑不齐，便交上仿刻的“乍原”石鼓蒙事，被宋仁宗识破并治罪。 此说不确(bùquè)，司马光说“吾本寒家，世以清白相承”，司马池为官(wèiguān)清廉，且能力出众，深得宋仁宗信任。将石鼓迁至汴梁的不是宋仁宗，而是宋徽宗(sònghuīzōng)。 苏轼科举成功后，首任期（三年）也在凤翔，趁机精研石鼓(shígǔ)文。石鼓上原有700余字，北宋时“其可见者四百六十五，不可识者过半”，元代(yuándài)只剩(shèng)386字，明清又减至310字。可苏轼竟“钩”出657字，在所有版本中(zhōng)最多。 学者韩立平认为，当时“读书”与(yǔ)“读律”两派激烈对立，而苏轼“读书万卷不读律”。苏轼认为，“新政”弊端在于“用法太密而不求人情”，想借石鼓文研究，重振(zhòngzhèn)“廉洁(liánjié)而不为异众之行，勇敢(yǒnggǎn)而不为过物之操”的古代风范，坚持(jiānchí)渐进式变革。当时学者普遍认为石鼓是周宣王下令造的，周宣王是中兴之君，打败了强劲的外敌，成为(chéngwéi)儒家寄情的最佳对象。 宋代富而不强，读书人有强烈的现实关怀，但只会(zhǐhuì)从故纸堆(gùzhǐduī)中找方案。 赵明诚便(biàn)从石鼓中看出了奇怪的“大学问”：“余观秦以前碑刻，如此鼓文及《诅楚文》、泰山秦篆皆粗石，如今世以为(wèi)碓臼者，石性既坚顽难坏，又不堪他用，故能存至今。汉以后碑碣，石虽精好，然亦易剥缺(bōquē)，又往往为人取作柱础(zhùchǔ)之类。” 赵明诚以为，石鼓得以传承，因只用烂石材，无二次利用(lìyòng)价值，可见“古人用意深远，事事有理(yǒulǐ)”。 此说无据，宋仁宗(sòngrénzōng)皇(huáng)祐四年（1052年），金石学家向传师看到一张“乍原”石鼓的(de)拓片，知其尚在人间，立即多方打听。拓片来自太氏(tàishì)家族，太氏家族所在村庄因瘟疫，已荒芜，经持续不懈努力，向传师终于找到“乍原”石鼓，可惜上半部被削去，下半部则被掏成臼，用来舂米，好(hǎo)在鼓上仍保留了四行文字。可见，石鼓可以再利用。 北宋大观二年（1108年），宋徽宗将石鼓(shígǔ)调运至汴梁，藏在太学。宣和元年（1119年），徽宗又下令将石鼓搬入内府，存于(cúnyú)保和殿稽古阁，并在字口中(kǒuzhōng)填金，设围栏防护。 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，金(jīn)兵攻占汴梁，石鼓与大量文物被劫至今北京，金人刮走了(le)嵌入的黄金(huángjīn)，将石鼓遗弃(yíqì)在大兴荒野。文物失散是宋代士大夫心中的痛，《容斋随笔》的作者洪迈任贺生辰使时，刻意向金国使节询问石鼓的下落，得到的回答是“无报”。 洪迈曾写《石鼓诗》，末句感慨：“致主有心歌(gē)小雅，汗颜无术(wúshù)下登三。”意思是想像小雅中(zhōng)歌颂的那样建功立业，却没才能达到更高境界。 金正隆三年(nián)（1158年），完颜亮下令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，幸石鼓早被遗弃，官方亦不知它(tā)在何处，使它躲过了一劫(yījié)。元代大德十一年（1307年），大学士虞集在泥草中发现石鼓，元皇庆元年（1312年），迁(qiān)石鼓到今国子监大成门下，此后600多年无(wú)播迁。 差点没上“南迁”名单(míngdān) 明清时(shí)，石鼓成“千秋法物”，权力垄断了相关操作。 据学者施安昌在《乾隆与石鼓(shígǔ)文》一文中钩沉，乾隆从(cóng)39岁到80岁，多次为石鼓写诗、制帖、办文会。39岁时，乾隆拓石鼓文一份，并作《石鼓歌(gē)》，命蒋溥、介福、刘纶(liúlún)、观保、钱维城等大臣各和一首，装入精美木匣，供奉在皇帝听政的乾清宫。 73岁(suì)时(shí)，乾隆得石鼓文的元拓本，是当时所(suǒ)见最早拓本，乾隆据此写了详细的校碑记录，并让(ràng)和珅、梁国治、刘墉、王杰、董诰、曹文埴、金士松、赵秉冲作诗跋。79岁时，乾隆令仿刻石鼓。80岁时，仿刻完成，一套放在(fàngzài)国子监孔庙大成门外，一套藏在承德避暑山庄。 通过这些操作，乾隆娴熟地扮演(bànyǎn)“述古兴贤(xīngxián)”“述古传今”“重道崇文”的形象。 1933年(nián)4月19日，安居800多年的石鼓再次离开(líkāi)北京。据学者彭海军钩沉，早(zǎo)在1932年9月，江瀚、徐炳昶、马衡、朱启钤等30余位学者便在讨论“文物南迁”。当时社会上不(bù)乏反对声，胡适、鲁迅、周养庵等皆然。学者黄文弼提议，可效欧洲，将北平划为文化区，不驻兵、不作军事根据地构想，期待日军遵守(zūnshǒu)国际公约。 基于1860年(nián)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、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颐和园等惨痛教训，国民政府行政院最终决定“文物南迁”，当时石鼓不属于故宫博物院(gùgōngbówùyuàn)，初期没列在南迁名单中，据(jù)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(dìyī)科科长庄严回忆：“第一批箱件运走后……有一天，我忽然奉到院长的密令，要我去安定门内国子监将(jiāng)两庑石鼓装箱……这真是一件晴天霹雳，既重大(zhòngdà)又困难的课题。” 它们是(shì)故事最多的石头 石鼓重，且“时间久远(jiǔyuǎn)，石皮(shípí)和(hé)石心已经逐呈剥离(bōlí)之状，稍有不慎，文字石皮就会碎落”。经反复研究，决定先用蘸水高丽纸填入(tiánrù)石鼓缝隙，此一道工序，就干了近一个月，然后用高丽纸包裹四五层，继而用细麻绳扎紧，用厚绵纸裱糊，再用粗麻绳捆绑，外裹三四层棉被，放入特制木箱，以(yǐ)稻草塞紧，致“每鼓重逾两吨”。10个石鼓加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，共11大箱。 在迁移(qiānyí)中，有追兵、轰炸、火灾等险，石鼓一路(yīlù)封闭，1937年12月到石鼓发现地宝鸡县，特意开箱(kāixiāng)启封，在县政府大门口展示3天。 抗战(kàngzhàn)结束后，文物回迁，遇两次车祸：一是在江津县广兴乡，方向盘拉杆断裂，车翻入稻田，好在“石鼓箱(xiāng)仅仅是外面沾满了泥”；二是距酉阳20余公里的高坎子，车冲下山坡，附运(fùyùn)的家具被摔坏(shuāihuài)，石鼓箱破裂，竟然无损。 坊间传说，石鼓(shígǔ)差点去台湾，因轮船超载，临时留在码头。其实，石鼓没上迁台名单，一是仅5家(jiā)单位有资格派专家参与名单讨论，石鼓不归其中任何(rènhé)一家；二是石鼓重，不符合“小而精”的标准。 石鼓一直在(zài)南京仓库中，直到1950年初运回北京，当时(dāngshí)国子监正办训练班，空间不足，暂放在故宫，考虑到国子监今后(jīnhòu)没学生，文物局决定(juédìng)，石鼓和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永久留在故宫。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的底座仍在国子监。 故宫石鼓馆在(zài)皇极殿东庑房，逛珍宝馆(zhēnbǎoguǎn)的游客很容易忽略(hūlüè)它，但那里(nàlǐ)有中国故事最多的10块大石头，历经千年奔波、艰险、离散和苦难，它们仍屹立在那里，讲述着岁月风雨无法抹去的顽强。（责任编辑：沈沣） 来源：北京晚报·五色土(wǔsètǔ)